我自己也写过以类似方式结尾的小说，《中间地带》。这是讲家族之间因为特别小的一件事情而出现误会，误会导致矛盾。故事发生在藏区，在雅鲁藏布江边，三家一块儿抗旱，一个男孩叫明九，邻居认为他对闹钟作了手脚，用造假的方式侵犯了邻居的利益，引起家庭间的纠纷。明九的父亲正直而且老实，因为邻居告状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在后来几个家庭共同抗旱的过程里，明九一直憋着一肚子气，因为被别人冤枉做了坏事，他一直闷声不响。这段时间唯一能给他安慰的是他的女朋友——老摆船工的女儿。三家联合起来搞一个小水利，每天都需要炸岩石，这个过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最危险的关头，大家幸喜都平安无事。炸岩石的工作告一段落，需要把崖下的河水引过来，要在疏松的沙滩上挖蓄水池。大伙觉得最危险的关头都过去了，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开渠引水。因为当时眼见要大功告成，皆大欢喜，女孩来叫明九吃饭，本来是很欢快的情形，稍没注意，一脚踩到很疏松的池壁上，一下子造成塌方，周边的沙石一下子都倾泄下去。顷刻之间，等于是把明九活埋了。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完全是不经意之中造成一起错位的死亡。而原来在危险性极大的时候，大家都为他提心吊胆，可是那时他没有死。这两种情形放在一起，在美学上会形成很大冲撞。这和刚才说的《永别了，武器》的美学方法应该说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结尾方式是不是受到了《永别了，武器》的影响，由一种错位的死带来强烈的缺撼，这个缺撼本身形成美感。
2?大团圆。
刚才我说，假如把《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改一下，让卡萨玲生下小卡萨玲，一切像预想的一样，或者是顺产，或者是由一个大夫简简单单地把自然产变成剖腹产，总之是让大人小孩都平安无事，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典型的好莱坞模式，就是大团圆。大团圆的结尾我不想罗嗦，因为太多了。好莱坞有一个原则——绝不跟观众为难，这可以说是一百年来好莱坞击溃世界上所有其它电影制作机构而达到全面胜利的最主要秘诀。就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听上去这很简陋，但的确百试不爽。好莱坞有一个说法，观众自己掏腰包来看你的电影，你为什么让观众心里堵着，心里不舒服地离开电影院呢?这没有道理嘛，你定要他心里舒服，他掏钱到电影院里坐一个半小时，绝不是来受折磨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简单有效、百试不爽的法则导致了好莱坞轻易就击垮了伟大的法国电影，伟大的瑞典电影，伟大的意大利电影，伟大的德国电影；把它们打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法国是那么骄傲的一个国家，法兰西是很多年来人类的象征，但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气质的法国电影，完全不能抵御好莱坞的冲击，法国政府不得不以限制进口好莱坞电影这样笨拙的办法来保持法国本土电影。这个就不再去多罗嗦了。
3?诗意。
这在诸多经典的结束方式中是最多也最容易举出例子的方式之一。大家都知道的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是特别典型的例子。
我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也采用了这种诗意的结束方式。故事有些残酷，发生在知青年代。一对好朋友勒了附近部队农场里养的一条狗，对方为这条狗上门找他们拼命。这之前他们带了自己的狗去跟对方的狗打架。自己这条狗比较小，而且在和对方的狗对峙过程中显出了胆怯。回来之后，他们把像亲兄弟一样的这条狗勒死了，一方面是惩罚它的胆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逃避惩罚。因为他们接着勒死了人家的狗，把狗吃掉；然后他们又勒死了自己的狗，把狗的身体埋掉，把狗头挂起来。等第二天凶神恶煞般的狗主人来找他们算帐的时候也无话可说——因为昨天这里确实吃过狗肉，这一点已经瞒不掉；但是挂的是他们自己养的狗的头。那么他们说是杀掉了自己的狗吃肉，对方狗主人也不好再怎样纠缠；他们就这样逃脱了惩罚。
狗养得久了，会跟主人有很亲密的关系。前靡写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一年到头分了二十几块钱，他拿出五块钱买了几斤肉，他说人过年狗也得过年。你想他一年才分到二十几块钱，他拿出五块钱买肉给狗吃，让狗过年，实际他们自己过年也花不了五块钱。但这也没妨碍他们最终自己把狗杀掉了，因为这个狗在战斗的时候胆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一晃又过了二十年，两个知青伙伴中的一个早就离开了农村，在一所学校里当老师，二十年后他去看望还留在那片大地上当年的朋友，姚亮去看陆高。陆高因为留在农村，还是过着打渔打猎的悠闲生活；而姚亮这时已经是一名教书先生了，跟我现在一样。他们喝酒叙旧，吃陆高打来的野味。当年那条狗是陆高的，陆高和全体知青伙伴都管这狗叫陆二。狗就相当于是陆高的弟弟，睡觉也和陆高并排一起，占了一个知青的铺位。喝醉以后，陆高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他跟姚亮说：我一直忘了问你，陆二埋哪儿了。虽然他亲手杀掉了陆二，他仍然希望去凭吊一下。他从来也没问过。
小说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农村终于不是姚亮的归宿，姚亮还是回到城市过他那种教书的生活。有一次他读雨果的《笑面人》，看到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他用一个镇纸压住有这段话的这一页。这是一段诗，很美的一段诗，大概的意思是，“诚实变成灾难，就像雪花变成雪崩一样，是柔软的东西慢慢积累的结果。”我以这段话作为这篇小说的结尾，这在我个人创作中也是很典型的诗意结局的方式。
4?揭谜。
这也是很习见的结局方式，所有的推理小说结局几乎都是揭谜，比如克里斯蒂就很典型。克里斯蒂尽管是20世纪作家，但是她小说的美学方式基本上仍是经典的传统的。作家在开始设置了一连串的谜，构成一个连锁的巨大的谜团，到最后就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把谜底揭开。这个也不多说。
5?解嘲。
经典的结尾还有一类是喜剧，在文学作品中，喜剧所占的比重应该超过悲剧，超过正剧。喜剧的结尾大都相似，大部分喜剧都是以解嘲的方式结尾。我想这是因为，既然是喜剧，你就很难以一种很郑重其事、很压抑很强烈的方式，来为一个喜剧人物最终画上句号。
我举一个现代小说的例子，《二十二条军规》。主人公尤奈林是一个特别荒诞的人物，他向一切现存的价值体系挑战。他所有的举动都出人意料，反而小说的结尾一点都不出人意料，而是遵循了传统喜剧的结束方式——出走，就是逃掉。尤奈林本来是在战场上，在一个岛上的飞行大队里，但最终他要逃到瑞典去。我们知道，军人是不能擅自逃离战争的，除非被医生证明精神上出了问题。二十二条军规整个是一个圈套，把所有人都套进这场战争，谁都不能幸免。这有一点像“一个__岛上的人说那个岛上所有人都说谎话”这个悖论，《二十二条军规》也是在一个严密的悖论框架之下。就是说，小说本身是以悖论的方式构成的。尤奈林最后还是选择出逃；上至队长，下至随军牧师，他的伙伴们都帮他出逃。他要逃的时候，还堂而皇之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不是因为要逃避责任，我是迎着责任而上，我是为了救自己生命而逃，这绝不是一种消极”。他对自己从战场上逃跑的行为完全取一种解嘲的方式，有一点像我们的阿q。
还有一个例子，举我的小说《风流倜傥》。小说主人公藏币家大牛是一个喜剧人物，哪怕他去谈恋爱，哪怕他从事那么高尚的职业，他对所有事情都是以一种高度喜剧的态度来对待。他本来一直穷困潦倒，一直以善意的谎言、贪图小便宜等等各种方式受到大伙的嘲弄。这个人物的结尾本来倒是一件美事；终于有一个从澳洲来的女孩很仰慕他，女孩家里又都是澳大利亚文化部的官员，女孩回去以后，马上邀请他赴澳举办个展览。等大牛高高兴兴地拿到签证的时候，乐极生悲——一段楼梯有七级阶，也太得意太兴奋了，七级阶想一步迈下去，结果他一步跨到最后一级，脚脖子一下子扭断了。后来确诊为骨折，大夫说他三个月不能动，而签证的有效期刚好是三个月。这也是很典型的以解嘲的方式结束喜剧人物的命运。
以上这五种方式，应该说都是比较经典的结局方式。我们说“经典”，一般指是20世纪以前的写作。进入20世纪，文学开始有一场比较大的，有很多说法，比如有称为“现代主义运动”。可能最早有性影响的是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一批来自各国的作家。不一定是法语作家，很多是英语作家。20世纪初这场文学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对西方哲学的演变肯定有很大冲击，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种种发展变化，很复杂，很难去归纳。但是我想有两个方面肯定都绕不开，一个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一个核心概念是荒诞也可以说是荒谬。两次大战对人类传统价值的摧毁是致命性的。20世纪哲学还有一个部分、也是20世纪主流特征之一，就是虚无。在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我们也能读到虚无，但不像在20世纪这么泛滥。我们简直看到太多的虚无。荒诞(荒谬)和虚无，这两个方向变成20世纪最主要的文学特征。我这么说，主要是从20世纪学和以往文学的区别这个角度来说。由于文学自身的这种变化，你在20世纪的学作品里经常能看出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结束方式。刚才我是很笼统地、大而化之地把比较传统经典的结束方式概括了一下，概括为五种。20世纪新的结束方式五花八门，这可以找出非常多的例子来，我为了凑十三这个数字，另外又找了八种方式。
6?有去无归。
可以这么说，这是故意走向虚无的一种美学方式，这种方式有时能带来传统悲剧美学的那种悲壮和庄严感。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圣埃克絮佩里的《夜航》。一个试飞员在执行越洋试飞的任务时，飞机的操纵开关失灵，与地面指挥部门失去联络；而这时油箱里也只有有限的油量。他一直往前飞，前路漫漫，我们只知道他飞出去了，却不知道他究竟怎么结束，根据一般的经验判断，他应该是坠海。但是谁也不愿意简单地把结局定位到坠海。圣埃克絮佩里在《夜航》里把主人公的结局就这样撂下了，完全不管他到底去了哪里。然而有趣的是，圣埃克絮佩里个人生命的结局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现的。作家自己也是试飞员，在一次试飞任务中，他突然走入虚无，再也没有任何音讯。这种有去无归的方式，这种突然堕入虚无的消失，充满了悲壮的美感。埃克絮佩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7?梦魇。
我们东北话里有时会说，谁谁谁被魇住了。魇住了就是在梦里没出来。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种情形。梦魇也是我们在20世纪小说里见得特别多的一种方式。我以前说过我的《虚构》，讲一个在麻疯村里的故事。写这篇小说那段时间，都是在夜里写，那时我在北京厂桥一个招待所里住了十几天。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虚构》会写成这个样子，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当时我刚从回来，一时还不能很适应，尤其是像北京这种大都市里的喧嚣。好像一到白天，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定得在夜间才能写作。后来发现夜里写出来的东西和白天写出来的东西特别不一样。你们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你个人的写作在白天和夜晚会有很大差别。我说夜的感觉实际就是梦魇的感觉，你在夜里写作的时候，不经意间会带上这种感觉。现在重读《虚构》，我发现《虚构》本身就像一个白日梦，这个故事真是不可思议。小说刚发表不久，王安忆就跟我说，明知道写的都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像真的。尤其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结尾，结尾的时候等于用梦一下子把整个故事都消解掉了。进入麻疯村那天是五月三号，“我”特别疲倦地进入麻疯村，但是醒来的那个早上是五月四号。“我”是在公路旁一个道班里醒过来的，那么在麻疯村里度过的几个日日夜夜，居然在日历上都不存在。我忽然发现这等于是——写小说的这个过程和现在读这个小说的过程、和主人公在小说里经历的时间，这些全部都不存在，全部以梦的方式呈现。实际上你看到小说最后，根据小说文本，你可以这么判断，主人公在走到路边某一个道班的时候，进去睡了一觉，在这一觉里，他自己做了一场大梦，被梦魇着了，才惹出这么一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