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岁时节日习俗

素材首页.小说素材文/网络2023.04.27 阅读(3091)

     岁时习俗是随着时序、节令变换、气候、物候变化在民间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惯制。这种习俗由于与“天时”相合,因此,在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中,变化甚微。然而,节日习俗便不同了,尽管也同岁时习俗一样,依时序、节令为转移,强调其季节性,但却带有极强的人文因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此,在传承过程中,随着人们对节日的兴趣的增长、消减或转移,其变异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岁时习俗基本沿袭了前代的俗制,没有什么变化,而节日习俗却在传承过程中产生了部分演变,其表现为旧有习俗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繁盛,节日习俗的性质的变异,新的节日习俗的形成,满汉文化的相互渗透。

     (一)日趋繁盛的民间传统节日清代民间传统节日不可胜数,但规模之大、流传之广、内容日趋丰富的当数年节、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人们在这些节日习俗中不断创造了多彩斑斓的文化氛围和吉祥喜庆的气息。

     1.清代年俗年节,是我国各民族普遍重视的节日。由于各民族所使用的历法不尽相同,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年节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过的年节是指阴历年。清代一过腊八,年事活动便逐步开始,直至正月十六送罢瘟神,整个年节才算结束。苗族的苗年从夏历十月初五过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彝族的彝年一般于彝历十月上旬由毕摩(巫师)占卜吉日举行,节期三日。羌族的羌年定于夏历十月初一。水族的端节于每年水历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二月(阴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每逢亥日,各地按传统习俗分批过节。

     哈尼族过十月年,节期约五日。塔吉克族要在三月间举行“奇地前笛尔”年节。藏族的藏历年是在藏历正月初一举行。可以说,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年节习俗,但是,汉族的年节习俗发展至清代,不仅流传地区、民族得以扩大和增加,而且因城市商文化的繁荣和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年节习俗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轻松的吉庆氛围。

     实际上,年节习俗按内容可划分两大时间段:腊月初八至除夕为辞旧岁;正月初一至十六为迎新年。辞旧岁多与驱邪避秽相关,迎新年多与纳吉祈福相连。

     (1)腊八食粥清代腊八,全国大部分汉族地区都要喝腊八粥,此粥已从原来的“七宝粥”、“五味粥”的基础上增至“八宝”,并加以点缀,成为既好吃、又好看的腊八粥。它“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粥,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①尽管腊八食粥以驱鬼的古俗不复存在,但食粥以祈年丰人旺的古俗仍依稀可见,并增加了悦人的成份。

     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

     (2)过小年小年通常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罢灶神之后,于二十四日夜举行。过小年乃是为了提前过年,提前驱灾免难,招财纳吉,清人笔记中有关于安庆相城(今属安徽)县人过小年的情景:“二十四晚,设酒醴以延祖先,自密室达门面,内外洞澈,灯烛辉煌,而花炮之声达于四巷,几与除(夕)夜无异,土人谓之小年。”②小年之隆重尤胜前季。

     ②清·姚兴泉:《龙眠杂忆》。

     (3)年前备春联、贴春联也叫“贴春帖”。此俗源自古代的桃符。春联的正式命名源自明代,至清,春联习俗已具规模,有专门书写春联的书家,有为书家写春联而设的市肆书棚。清人记载了这一情景:“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③清代京城人家得春联后,要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之后,“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④由于其中带有祈求神灵的意义,因此,在粘挂前必须举行净手、焚香、放鞭炮等仪式,以示对贴春联的恭敬。

     民间春联用纸,多用红纸,以图吉庆,但清内廷、王公和宗室写春联,都要用有别于民间的镶有红边或蓝边的白纸,而且这种纸除了书写春联外,不得擅自挪为它用。

     ③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春联》。

     ④同上书。

     (4)旧年除秽腊月二十五,清人承前之俗,仍要举行驱邪除秽的祭祀活动,但其中已加进了祈秋的含义。这一日多举行“照田财”(亦叫“照田蚕”)除秽祈秋活动。“村农以长竿燃灯,插田间云,祈有秋,焰高者稔,谓之照田财。”①除秽习俗的又一表现是“扫年”,祭罢灶神便陆续开始,家家都要将房里房外彻底打扫一遍,家内摆设、衣物、被褥也要全部清洗一番,最晚者也要在除夕完成。有记载说:“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②又说:“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入,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③在福建、台湾等地区,各家要在除夕日的上午赶做“门头纸”。这种纸是用黄纸折叠而成的长条形,外包一层金纸,两端各贴一红纸圈。因“扫年”已罢,故除夕午后,便在两扇门的左右各贴一张,象征封门,实际上就是将秽气截于门外。直至正月初五,在祈神招财等民俗活动之后,才将这封贴撕下,然后带至野外空旷处焚化,并烧香祭拜,以谢门神之功德。

     分类笔记焚香焚香致敬①清·顾禄:《清嘉录·照田财》。

     ②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

     ③清光绪年间编修的《祥符县志》。

     (5)除夕之夜除夕夜除秽驱邪习俗进入高潮,不仅要扫房以去尘秽,而且要向尊亲师友辞岁。在南方“卑幼行礼于尊长,以别岁”;④在北方,还增加了向亲友辞岁的习俗和新婚者去岳家辞岁的习俗。通常人们在辞岁后要返回家中,先净手洗脸,然后祀祖供神,焚香燃烛敬天地。再后全家团拜,喝分岁酒,吃荤素细馅水饺,给压岁钱。全家聚坐食饮,直至天明。北方的守岁俗为“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待旦”①;南方的守岁俗为“子弟称觞,为长者寿,环侍香案,通夜不寐”②。“辞”俗之盛是为了取悦神祖,恫吓鬼灵,为新年讨个吉利和顺气。因此,新年一到,整个民俗氛围便从“驱逐”转为“纳迎”。

     ④清·顾禄:《清嘉录·辞年》。

     ①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②引自《牟平县志》。

     (6)大年初一招财进宝正月初一招财神是新年纳迎的主要内容之一,此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只是各地表现形式不同。

     清代,皖南、苏北、淮北尤盛“挂门钱”之俗。清人姚兴泉描绘了桐城人过年风俗,“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③。所挂的门钱,是用五色纸剪成铜钱的串状,然后在初一一早挂在房门的门楣上,以象征招财进宝。

     四川地区则流行“装财神”风俗。正月初一,“乡里无赖以粉墨涂面,执鞭为优伶,立于诞(马)中,主人必给钱乃去。”④这些乔装打扮的文武财神,敲锣打鼓去各家贺年,以示送财送宝。“挂千”亦称“挂钱”、“门笺”,则流行于满、汉族地区。清人富察敦崇记载:“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⑤。吉祥语多用“五谷丰登”、“吉庆有余”等。满族的“挂千”用白纸,中间刻一满文“寿”字,外为金钱花纹,正月初一粘贴于门楣之上,以象征招财纳吉。

     ③清·姚兴泉:《龙眠杂忆·时令类》。

     ④引自《新繁县志》。

     ⑤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

     (7)过年贺正、逛庙会清代过年,仍沿袭旧俗,家家走亲拜友,互贺新年,恭喜发财。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淡水厅志》载:“正月元旦,焚香,衣冠,祀祖谒神,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互送“拜年帖”(现在的贺年片)已成为城乡遍及的习俗。

     过年逛庙会,在清代已成风气。

     《清稗类钞》载:“京师各庙,辄有集市,百货充盈,游人纷沓,俗谓之‘逛庙’。逛庙有定期,京师广宁门外财神庙,庙貌巍焕,报赛最盛。每岁正月初二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夥。庙祝更神其说,谓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当十倍以酬神,故皆趋之若鹜也。”

     此时庙会已与商业文化联系为一体,就拿北京厂甸庙会来说,元季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但至清乾隆年间,形成市肆,每年夏历正月初六至十六日,谓之开厂甸。在这段时间内,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卖珍宝、书画、古董、碑帖、南纸的,卖各种饮食、玩具、首饰、花卉的,还有演曲艺、耍杂技的等等,都借众人逛庙拜神之际,借“集贸”发财。而众人也在逛庙会时买上几件可心的东西,图个新年吉利、财运亨通。

     逛庙会不独京都有,许多地方,特别是城、镇,均于清代形成风气,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2.元宵节的“灯火”

     明季元宵节上灯就已约定俗成,至清代,更创盛大之风。“京师灯市,始正月八日,至十三日而盛,十七而罢,市规也,张灯亦如之。张灯之地,以正阳桥西廊坊为最,巷有五圣祠,康熙癸卯,里人燃灯祀神,来拜观者如堵,因广衍为阖巷之灯,巷隘而冲,不容并轨,车旋辔马,仕商往来经之者,十率八九。向夕灯悬,远近游观,不下万人。施放烟火,鼓吹弦索,走桥,击唱秧鼓,妆耍大面具,舞龙灯诸戏,亦趁喧杂,蚁聚蜂屯,纷沓尤甚。巷多楼居,灯影上下参差,辉璨如昼。灯之类,流珠、料丝、画纱、五色明角、麦秸、通草、百花、鸟兽、虫鱼、水墨及走马鳌山等,巧变殆尽。”①元宵节之夜上灯之俗,其隆重与繁盛,遍及全国。

     ①引自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1)江南的上灯落灯清代,江南一带通常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清人如此描述了江南上灯落灯的情景:“十三夜,悬点灶灯于厨下,凡五夜,至十八夜止。”而十三日夜通常家家要吃团子,到了十八日落灯之夜,便要改换食面条了。

     在杭州一带,还要在十三日的前一日将灯节所引龙灯拿到龙神庙“点睛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②。此夜,赴吴山龙神庙的各路龙灯,相互戏耍,飞舞腾跃,十分壮观。

     ②参见清·范祖述《杭俗遗风》。

     (2)蜀地的灯山会四川一带的灯节就显得更加繁缛。在四川西部,从正月初九“开灯”时,邻里相约,轮流设宴聚饮。初九这一餐叫“试灯宴”,每夜一家坐东设宴,直至十六日。聚饮时,各家室内厅堂都必须挂灯亮盏,以示驱秽求吉。当地称此俗为“灯山会”③。

     ③参见《峨眉县志·方舆志》。

     四川东部一带,灯节之俗略有不同。正月十五日夜,各家各户室内四处挂灯笼,不设坐东宴,而设家宴。全家人围坐一桌,聚饮共食,以贺新岁。

     四川东、西部还流传着一种特殊的灯节习俗。正月初九日,从家里到户外,从街头到路口,从田间到地头,都要竖竿点灯,以驱逐不祥,保佑新年平安无事。灯名也多有求吉祈神之内容,如“玉皇灯”、“天灯”、“五谷灯”、“雁鹅灯”,等等。

     (3)驱秽逐邪的“灯”

     灯节中保留的驱秽逐邪之俗是从古傩演变而来的具体特指习俗。清代,安徽、湖北一带要举行“照虚耗”仪式。清道光九年(1829年)《阜阳县志》卷五记载着:“(上元夜)门户、碓、井等备设灯,谓之照耗”。照耗的象征意义与古傩的象征意义并无二致,只是所驱、所照对象更加具体化了。

     江苏北部地区,元宵夜要引火烧田,烧死害虫及虫卵,祈求丰收①。苏北有童谣:“灯笼亮,火把红,正月十五炸麻虫(亦称照麻虫),场边田边都炸到,炸得害虫影无踪。”

     陕西一带,又演变成“照黑角”,元宵节之夜,除家家户户要挂灯亮盏,使屋内灯火通明外,还要派人专门挑着灯笼把房前、屋后、院中的所有黑暗角落全部照一遍,以示逐秽驱邪。

     ①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直隶通州志》。

     (4)求子的灯清代元宵节的灯俗还与求子有关。在四川东部有“偷檐灯”之俗,偷灯者多为不孕妇女,或尚未得子人家,由于元宵节各家各户都要在房檐下挂灯,不孕妇女或无子人家的一人便会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溜到事先相中的一家(这家通常为子孙满堂),将这家檐下的灯偷至自家,以兆新年得子。

     广东元宵节求子,却要酬灯。《广东新语》载:“广州灯夕,仕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肴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当然,这一习俗略显带有火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的痕迹。

     3.端午节的厌胜物清代端午节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更多的新的厌胜物,但其中驱邪除秽的根本意义没有变。

     (1)天师符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出售。人们争相购买此物,并将其粘贴在中门,以此避灾驱邪。天师符一般为端午节那天贴挂,于五月初六日撕去。很明显,这一厌胜物是由古代朱索桃印、赤灵符演变而来的,增加了更形象的文化内涵。

     (2)彩葫芦这是一种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端午厌胜物,它是用五色彩纸折叠成形后,用剪刀剪裁或浆糊粘贴而成的。有圆形、方形、菱形等多种式样,下缀以彩穗,挂在房门上。这些被剪成的“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①这种厌胜葫芦还被深闺中的巧女用绫罗制做成葫芦状的小巧之物,配以小虎、粽子、樱桃、桑椹等,用彩线穿为一体,然后于端午日悬于姑娘的钗头,或系在小儿的背上②。

     这是古代五彩缕的变体,使这一抽象的、简单的厌胜物注入了更生动形象、丰富具体的内容。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3)染指甲清代,此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端午日,年轻妇女要摘凤仙花,并将其捣成汁,然后用它涂染指甲,直至指甲染红为止。通常要依据年龄来确定染指的多少,小女孩一般十指均染,年龄稍长者仅染无名指和小指①。民间认为,染指可以避邪,加之染指亦美,故形成风气。

     此外,端午的厌胜物还有插于门旁,以禳不祥的菖蒲、艾子;为孩子特制的百草袋,绣有花果图案的彩色肚兜,缠在手、脚、颈上的五彩线;用菖蒲、艾等熬制的沐浴水等等。

     (4)恶五月的禁忌自古以来流传着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民间认为该月毒虫滋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五月禁忌沿其古俗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②的禁忌习俗。

     北京一带民间流传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③。

     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称善月。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③参见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4.中秋节偷摸不算偷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流行于全国各地。清代的中秋节不仅沿袭了古俗,还形成了拜月、烧斗香、走月亮、放天灯、树中秋、点塔灯、舞火龙、曳石等活动。最具特色的当属“偷”俗。

     (1)偷儿女在陕北地区,中秋之夜家家都要摆瓜果祭月、赏月。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便会于夜深时去别人家偷摸一些红枣、瓜果等食物,取其“早生贵子”之吉。即使此行被主人家发现,主人也不会追究,只装未看见,一笑置之。

     (2)偷瓜送子还有替未得子人家偷瓜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中秋之夜会有一队队儿童到田里偷摘南瓜,瓜上画上婴孩,或插泥人后,送到无子或新婚人家。拖泥带水的瓜被孩子们放进这些人家的被褥之中,主家亦不得恼怒,还须热情款待这些送子儿童。

     湖南、贵州一带则由不育者的亲友去邻里菜园偷冬瓜,以彩色绘成人面,又裹以衣服,呈人形,送至不育人家。其妇得瓜,要剖食之,以为这样做可得子。

     (3)偷月亮菜在湖南新晃侗族地区,每逢中秋之夜,便有偷月亮菜之俗。传说,此夜月宫仙女下凡,为人间洒甘露,而食了这些洒有甘露的菜、瓜等,便可延年益寿,福星高照。入夜后,妇女们便相约结伴,打着伞去各自恋人家偷菜,偷罢,还要大声招呼一声主人去家里吃油茶。若要偷到成双生长的豆角,则为喜兆;若是偷些肥瓜、毛豆,则象征自己的孩子健康、壮实。小伙子也有偷菜的,但多在地里野餐吃掉,不可带回家。

     (4)摸秋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中秋夜亦有偷摸之俗。未孕妇女要在小姑的陪同下,到田野爪架、豆棚下偷些瓜豆。传说偷摸南瓜,易生男孩;偷摸扁豆,则生女孩;若要偷到白扁豆,那更是吉兆,除生女孩外,还象征着夫妻白头到老的好兆头。清人梁绍壬说:“鸠兹(芜湖之古称)俗,女伴秋夜出游,各于瓜田摘瓜归,为宜男兆,名曰摸秋。”①陕西一带的偷俗略有不同,中秋夜,家人令小孩去附近秋田去偷摸一样东西,若摸到葱,父母则认为此孩儿长大会很聪明;若摸到瓜果,则认为孩子长大不愁吃喝。

     中秋夜偷摸不仅不算偷,而且被偷人家还有纵偷行为,但过了中秋节,若要再偷,那可就要按贼来惩处了。

     ①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二)民间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一般来说,民俗事象一旦形成,便大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俗事象在流传过程中仍然会产生内容或形式上的变异。

     1.花朝节演变成“春龙节”

     夏历二月初二于唐代为踏青节或曰花朝节,至明以后便增加了撒灰引龙之举,俗称“龙抬头”,到清代,此俗已形成规模,取代了原来的花朝节,被定为春龙节。清咸丰年间地方志记载:“……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②此日,各家做韭菜馅的荤、素饼,并用油炸后再食,称为“熏虫儿”③。人们称这种饼为“龙鳞饼”,称所食面为“龙须面”。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龙的眼睛①。

     原花朝节被挪至二月十五日,有记载:“十五日曰‘花朝’,小青缀树,花信始传,骚人韵士,唱和以诗。”②2.上巳节演变成春游节清代,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祓禊之意已基本趋于淡化,转而为娱乐性的春游节。这一日,民间有流杯、流卵、流枣、乞子和戴柳圈、探春、踏青、吃青精饭以及举行歌会等活动。

     传说三月初三日还是“荠菜花生日”,于是,人们在踏青时,无论男女都要采摘此花,男子将花戴于胸前,女子将花戴于发上。它有祈明目和装饰双重作用。

     三月初三亦是南方许多民族的歌节,壮族要赶歌圩、举办歌会;侗族有对歌、踩堂;瑶族、布依族、水族等都以三月初三日为歌节。是日,青年男女相会对歌,谈情说爱。

     3.乞巧节演变成七娘会夏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清代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又演变成七娘会。

     ②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③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①参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②参见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宛平县志》。

     《广东新语·事语》记载:“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七娘会的参加者,均为姑娘,她们每人集资若干,抽空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各样的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在初六那一日杂以针线、脂粉、古董、珍玩、花生、时果等列在庭内八仙桌上,供人评赏。初七日开始迎仙、拜仙、拜牛郎等,礼节相当繁缛。这一节日不仅包含了妇女乞求智巧的古俗,而且演变成了民间自发组织的集团民俗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繁缛的祭神礼仪。

     而在山东一带又演变出贺牛生日的习俗。由于牛郎织女婚配得助于老黄牛,因此,民间又将乞巧节演变成牛生日。清人记载:“七月七日,……牧童采野花插牛角,谓之贺牛生日。”①这一日要以酒食款待耕牛,以示恭敬。

     4.晒虫节演变成晒袍会夏历六月初六日为汉族传统节日——晒虫节,宋季亦称“天贶节”。

     清代衍化出一些新俗。上海裁缝要在这一日聚集于城隍庙举行晒袍会,活动包括洗涤神器和城隍衣饰,还有集市庙会、戏文演出等。这一活动已明显带有行帮社会习俗的特点。

     江浙一带妇女还于该日洗发,俗传这样做可使头发不腻、不垢;更有“牵猫犬浴于河”②者,认为可避免虱蛀。苏北是日嫁女,要特备腊肉肘和水果花红,馈赠出嫁女儿,以图吉利。

     云贵一带的布依族是日要宰猪杀牛,包粽子祭祠祖先;吃五色糯米饭,以贺五谷丰登;用白纸做成三角小旗,沾上鸡血或猪血后,插在田间地头以防蝗灾③。

     5.无定日的老鼠嫁女“老鼠嫁女”是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祀鼠活动,亦称“鼠纳妇”,清代的地方志书上已有记载,只是“老鼠嫁女”没有统一的、固定的日子。四川定在除夕,苏南定在正月初一,苏北为正月十六,湖南又为二月初四。活动内容也五花八门,湖南一带是日要遍插蜡烛于屋角、过道,彻夜通明,大人、孩子都要早早上床睡觉,以示回避。苏南则整夜不点灯睡觉,曰“老鼠嫁女”

     ①。江南人家还为老鼠嫁女准备喜糖,家家炒芝麻糖、爆秫米花等,晚上摆①引自清咸丰年间编撰的《武定府志》。

     ②参见清·顾禄《清嘉录》。

     ③参见清·李吉昌:《南笼府志》。

     ①参见清光绪年间编撰的《武进阳湖县志》。

     于鼠洞口,敲锅打响,为老鼠催妆。民间认为,该夜将老鼠遣嫁出门,可防老鼠咬啮衣物,以求吉利。

     (三)清代形成的民间节日民俗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传承凝聚力方面,还表现在空间上的播布广泛性方面。正因为此,民俗事象才能在流传过程中保存其最古老的母题和最凝重的核心,呈现其传承的持续、稳定性。同时,由于历史变迁、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因素的作用,又使旧有民俗在广泛交融、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独特民俗。

     清代是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最繁盛,流传空间最广泛的时代,因此,也就促使一些古老的民俗事象在交融与碰撞中形成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尤其体现在节日习俗中。

     1.苗族“跳月”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贵定一带,早在清康熙以前便有一种独特的年俗活动,人称“跳月”。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代田瑞之于康熙年间所著的《黔南竹枝词》的一首诗:“花树跳花花一族,月场跳月月三更;浓装只爱悬珠好,雾壳争如绘腊精。”

     清康熙年间(大约在1661年后),苗族的“跳月”便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民间传统年俗活动,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由寨老牵头承办。最初月场并不多,随着活动造成的日趋广泛的影响,每年参加者人数的不断增加,月场便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逐渐增设,并在时间上采用了交叉排列的方式,除正月初一和正月十八日不设月场外,其余孟春日均有月场,只是月场地点不同而已。

     清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描述了苗族跳月之景:“花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树一束植于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曰跳花。跳毕,又视所欢,或巾或带与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约,议聘资,以妍媸为盈缩。”①①清·爱必达:《黔南识略》第二卷。

     道光年间又有人记载:“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附之后以为节,并扇舞蹈,回翔婉啭,终日不倦。”②②引自清道光年间编撰的《黔南丛书·黔书》。

     至清中叶,各地土司为了祈福免灾,依靠权力和财力在自己门前设场,致使“跳月”活动愈演愈烈。

     “跳月”一般没有什么固定程序,青年男女、中年妇女和小女孩都可参加。参加者可随时进场,也可中途退出。“跳月”要根据人数分成若干组,每组前面必须是两名男青年芦笙手,后面跟着女青年,不过女青年的人数多少完全取决于男青年个人的风姿和吹奏技艺。这些未婚姑娘和已婚妇女跟在她们所爱慕或钦佩的男子后面,踏着芦笙节奏,翩翩起舞,绕场而行③。

     ③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2.花儿会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土、东乡、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中流传着名叫“花儿”的传统歌会,每年夏历四月或五、六月举行,会期为5天。据传,花儿会在西北地区已有200至3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

     花儿会规模最大的当属甘肃境内莲花山花儿会和青海境内的五峰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夏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人们一方面到这里朝山,一方面前来赛诗对歌。前来参加花儿会的歌手要自动组成10人左右的班子。男女均有以这样方式组成的临时“花儿班子”,然后向莲花山进发。按照花儿会的“规程”,凡是赶会经过的村子,都由本地歌手用一道道马莲绳拦住客人,并且对歌。当四面八方的歌手汇集到莲花儿山下的时候,按照花儿会的“规程”,正式的“对歌”进入高潮。无数组“花儿班子”开始两两对歌,莲花山成了歌的世界。

     3.锡伯族“杜因拜专扎坤”节“杜因拜专扎坤”是锡伯语音译,译成汉语即“夏历四月十八日”。

     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碑记载,锡伯族公元16世纪前居住在东北地区,18世纪中叶,清政(蟹)府在新疆伊犁设立将军衙门,统辖新疆,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今沈阳)所辖的沈阳、辽宁、开原、义州、凤城、熊岳等17个城镇,抽调锡伯族官兵1016人,连同家属共3164人,编成10个札兰(队),在满族协领哈木古朗和城守尉喀什尔西带领下,于夏历四月十八日从盛京启程,于乾隆三十年七月,抵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并长期驻留至今。新疆的锡伯族为了纪念西迁的壮举,将夏历四月十八日,即西迁出发日定为节日,以示纪念。在这一天,各个牛录(相当于乡)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赛马、刁羊、射箭、摔跤,年轻男子还要骑着骏马出外野游,妇女、老人们或坐车或徒步到野外踏青、野餐。此外,人们还赶庙会,各家各户做“米顺”(面酱),吃鲜鱼,做蒸肉。还要按村屯聚集于一起,请老人讲述祖先西迁屯田戍边的故事。

     4.苗族“牛打场”

     “牛打场”是贵州贵定县一带苗族的祭祖活动,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形成规模盛大的节日俗制。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贵州巡抚爱必达著《黔南识略》,其中卷二写道:“斗牛……白苗衣尚白,短仅及膝。男子科头跣足,盘髻长簪。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之,及茁壮,即合寨共斗于野,胜即为吉,卜日杀之以祭。”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贵州布政使罗典著《黔南职方纪略》,其中苗蛮卷九记载:“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及茁壮,合各寨有牛者

     斗于野,胜即为吉,斗后卜日砍牛以祭。主者服白衣青套红褶宽腰裙。祭后,合亲族高歌畅饮。”

     苗族的“牛打场”实际分为两大程序,一是斗牛,二为祭祖。时间上也有明确规定,60年为大祭,13年为中祭,7年为小祭;正月择吉日斗牛,之后月,即夏历二月十三日祭祖。

     贵定县云雾镇的新场“牛打场”是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参加斗牛的牛饲养十分讲究,要有老人精心饲养,平日不过多劳动,在开场前一两个月要隔圈饲养。“牛打场”的当届场主要在开场前两个月向各苗寨发请帖。

     使参赛牛的饲养者有所准备。在开场前一天,参赛人家还要请一位亲友在寨上鸣锣,以告全寨,因家牛参赛,故禁忌孕妇、坐月婆、新寡妇登家门或靠近牛圈;禁止各家来借东西,以免借走牛的威风和力气。

     斗牛日,寨老于11点左右宣布“牛打场”即将开始,简述“牛打场”

     的历史和有关规定。另一位寨老宣布“踩场”开始。铁炮轰鸣,踩场的队伍鱼贯而入,最后,场主身穿大红袍,头戴黄冠,手持拂尘走上场,身后跟随两男子,一人持牛角杯,一人捧酒坛,当牛上场后,他们用牛角杯给牛灌酒,以激其斗性。接着斗牛士将牛牵出,自由结合成对手,相距数丈远,接着,一声炮响,牯牛脱缰而出,向对方猛冲过去,头角相撞,甚是精彩。下午5点左右,斗牛结束,场主要给优胜牛戴金、银角,并披红挂彩,放铁炮,吹唢呐欢送。获胜牛所在寨子的群众则列队于寨头,击锣、吹笙、跳舞、放鞭炮,迎接“英雄”归来。

     斗牛之后,便要在下个月的夏历十三日祭祖。祭祖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60年大祭要砍牛祭祖。杀牛后,家族众人集中于“经堂”(设在该家族年最长、威望最高的族长家)祭祖。由巫师先念咒语,穿红袍,祭拜,然后唱盘古歌,歌诵祖先的恩德,创业的艰辛,子孙的幸福。子孙们跪拜叩头,有击鼓者击鼓伴奏。祭毕,放铁炮三响,各家族分别设宴招待亲友。整个节日活动到此全部结束。

     5.古隆坡会广西融水一带的民族传统会期——古隆坡会,相传形成于清咸丰年间(1861年)。在这里居住的苗、瑶、壮、汉四民族抗击清兵,并将清兵击退后,为了纪念被战死的300多名兄弟,他们将这些尸体埋在战地——大坡村边坡坪上,并设“天祀坛”,立“天祀碑”,修筑一座大坟墓,将正月初四、十五、八月十五定为战死者兄弟纪念日,形成了大坡坡会期。后因大坡坡会的影响逐步扩大,远近参加者愈来愈多,于是在众人的要求下,将新的坡会从偏僻的小寨挪至各民族居住的中心区域——香粉地区古隆坡,名曰古隆坡会。时间与大坡坡会相隔一日,为夏历正月初五、十六、八月十六。当时的请帖很有些诱惑力,不仅邀请各族男女青年赶完大坡坡会后的当天去香粉地区21个村寨居住、做客,而且欢迎第二日参加古隆坡会。当地团总韦兰庭发布了如下邀请令:凡是有民族乐器和民间体育项目的村寨可以带上;凡是参加完会期的,当夜还可以留宿;凡是还想对歌的男女青年,当夜可以继续对歌;次日青年男女可以相送而行。

     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古隆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大坡坡会,成了远近闻名的民俗节日。每年会期,远近五乡八甲的各村芦笙队、舞狮队、马队、画迷鸟队都云集于此,展示各种竞赛;各民族男女青年展开山歌比赛,并借此谈情说爱。到了晚上,各村寨灯火通明,家家客满,主人拿出酒食宴请客人;男青年走家串寨,以山歌为媒寻找恋人①。

     6.太平军生日祭②浙江海宁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咸丰十年(1860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支太平军队伍攻下了硖石镇横头,并住进沈家厅。因战事,当地人几乎都跑到外面躲藏起来。镇上成了“空城”。一位太平军将领在街上察看,听见从一虚掩的门内传出婴儿的哭声,于是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产妇病卧于床,一打听,才知道丈夫逃往乡下。他派士兵为产妇送去大米、鸡蛋、红糖,并为她烧煮。太平军贴出“安民告示”,并为逃躲在东山的百姓送去许多糕团,劝说百姓下山安心营生。第二年,海宁老百姓喜获丰收。他们认为这是太平军带来的财运,于是,当地人就把太平军进驻的那一天——夏历八月二十三日定为太平军生日,家家户户烧红糖芋艿新米粥吃。尽管太平军最后失败了,但当地这个习俗却依然如故地流传下来。

     7.布依族王龙赶祭歌节王龙赶祭歌节形成于清咸丰年间,它是为了纪念布依族反清英雄杨元保而设于夏历五月初五的民族节日。这一天,贵州独山一带的布依族男女老少①参见潘光华《中国苗族风情》,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要汇集于拉旺乡王龙村者安寨对面的扶宁坡唱歌,到“马刨井”喝水、沐浴。

     据传说,杨元保当年抗清被困扶宁坡,全军人马缺水,杨元保所骑的白马跃起前蹄,从石缝旁刨出一眼泉水,解缓了缺水之危。因此,人们就把五月初五当作祭奠杨元保及其神马的节日了。

     当地老人口传,“赶祭歌节”在杨元保聚众起义前就有,但杨元保牺牲后两三年,赶祭逐渐兴旺起来,形成声势和规模。究其原因,起义失败后,杨元保的儿子及其他英烈之子,秘密串联群众到扶宁坡祭奠杨元保等英烈,策划反清斗争。此举被内奸告密,清军前来镇压,发现群众都在洗澡或对歌,无造反迹象,只好悻悻而去。从此,每年端午日赶祭唱歌,便形成了一种俗制。人们在赶到扶宁坡前,要先唱一首纪念歌颂杨元保等英烈的歌;去“马刨井”洗脸沐浴的人,要把从家里带来的粽粑、熟蒜、雄黄酒供于井坎,将银毫丢进井水里,若没有银毫,则将随身揣的艾叶拿出三片丢进水里,然后再唱一首颂歌,以示敬意;之后可依次品尝“马刨井”的泉水,顺着小溪洗脸、洗脚,换上新袜去坡上对歌①。

     8.广东人游花市及其它清咸丰年间,广东广州的花市就形成相当规模。咸丰、同治年间的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说:“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及水仙花城市,如云如霞,大家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咸丰、同治年间的又一诗人云:“双门花市走憧憧,满插箩筐大树秾,道是鼎湖山上采,一苞九个倒悬钟。”广州花市是由古代花市、夜花市发展成的年宵花市,每年腊月二十七日至除夕夜举行,并形成了以逛为主的消遣、娱乐性民俗文化活动流传至今。

     除上述外,于清代形成的节日民俗还有一些,如香港的“抢包山”,形成于清中叶;云南回族亡人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贵州苗族爬坡节形成于清同治年间等等。这些节日多是由祭祀习俗发展而来的,或在原有风俗活动的基础上,经当地权威人士倡导或官府推动,形成一种俗制,并为当地百姓所接受,流传至今。

     ①参见黔南州文化局编印的《黔南民族节日通览》。

     (四)清代宫廷节令俗制1.元旦元旦为一年之始、万象更新之日,故又称作“年”。“年”是我国古代大多数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作为“万民之主”的帝王,更要大张其事,因此,历代宫廷均有名目繁多、盛大隆重的节庆活动。满洲旧俗亦特重此节。元旦这天,民间有“贺岁”(邻里早起拜年、叩头、互道吉祥)和“送财添财”

     (抱柴入室添入灶中)等习俗。清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受汉族风俗的影响,在改造其旧俗和明代宫廷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清宫特有的一套年俗制度。

     (1)元旦诸贺典贺典即制度化的庆贺典礼。清代的元旦贺典主要有明窗开笔仪、堂子祭天、大朝贺、皇太后受朝贺和皇帝内廷受贺等。

     元旦贺典从半夜子时(今23点至1点)即已开始。这天皇帝起身后,太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水果、蜜饯等食品摆满一桌,并恭请皇帝吃苹果,取“岁岁平安”、“甜甜蜜蜜”之意。

     子正一刻(今零点30分),皇帝至养心殿东南室行开笔仪。其时,室内桌案上已摆放了“金瓯永固”金杯,内注屠苏酒;玉烛一枝;朱漆雕云龙盘一,内盛古铜八祉吉祥炉和香盘二;特制御笔数枝,笔端及笔管分别镌刻“万年青”和“万年枝”字样;御用明黄纸笺若干。皇帝饮酒后亲手点燃玉烛,再将御笔在吉祥炉上黛香,然后行笔书写。先用朱笔,再用墨笔,各写吉语数字,以图新年大吉大利,“以祈一岁之政和事理。”

     比如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帝颙琰在开笔仪上,就是先用朱笔在黄笺中心竖着写了“嘉庆元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一行四句。再用墨笔于其右写“三阳启泰,万象更新”;于其左写“和气致祥,丰年为瑞”。两行四句。

     举行开笔仪之后,皇帝才能用笔行文写字。由于养心殿东南室门额书“明窗”二字,开笔仪又称“明窗开笔之典”。

     此仪肇始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1722至1735年在位),以后各代清帝皆奉行不辍。开笔仪毕,皇帝亲率宗室王公、贝勒及满族一品大臣至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的堂子,行祭天之礼。

     “堂子”是满族原始宗教即萨满教的祭祀场所。内供天、地、星辰、释迦、观音、关帝及满族始祖诸神。祭堂子是满族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和祭祀典礼。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也有于元旦祭天的制度。清代改为堂子祭天,融入了满族的宗教色彩。最初,满族各家均可设堂子祭神。

     清建国之初,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堂子,奉祭堂子为国家大祀;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年号,1639年)又将祭堂子定为皇室的专利,命“官员、庶人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满族入关后,于北京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堂子,内设祭神殿、天圜殿、上神殿、神杆等建筑。堂子之祭,既有每日的朝祭、夕祭,每月初的月祭,每年的春秋大祭,元旦除夕之祭等定期祀典,也有命将出征、出征凯旋等临时祭祀。其中,元旦的堂子祭天祈福是最重要的大祀之一。其主要仪式有司祝(萨满)献酒、擎神刀祷祝、诵神歌,皇帝率随员向神行三跪九拜礼,恭进胙糕,奉献福酒,皇帝受胙等。皇帝赴堂子祭天,汉族大臣不必参加,百官穿朝服于午门外相送。

     祭堂子毕,圣驾还宫,皇帝与皇后去坤宁宫祭神。坤宁宫是紫禁城后三宫之一(另两宫为乾清宫和交泰殿),明代为皇后正宫,清代用作祀神之所和皇帝大婚时的新房。坤宁宫所供神灵和祭祀方法与祭堂子十分相象,只是祭典规模要比祭堂子小。如果说堂子是清廷国家的祭神场所,那么,坤宁宫则是宫内皇家的祭神场所。

     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坤宁宫)朝祭神为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神为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又树柳枝求福之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为保婴而祀。”

     元旦这天三更,皇帝、皇后诣坤宁宫祭神。在此之前,司香在朝祭、夕祭神位前上香,并于神位前铺设皇帝行礼用的毡垫。届时,皇帝立于神位前方正中,太监奏三弦、琵琶,鸣拍板;司祝先跪,皇帝后跪;司祝擎神刀祷祝、诵神歌;司祝祝毕,皇帝起身;最后皇后行礼。

     元旦堂子祭天与坤宁宫祀神,目的是祈求神灵在新的一年中保佑大清国运昌盛、家族安康。

     然后,皇帝赴奉先殿祭奠祖先及神位,再率王公大臣、侍卫、都统及尚书以上官员诣慈宁宫向皇太后行朝贺礼。皇帝行礼毕,皇后率公主、福晋(皇子、亲王等的妻子)、命妇(品官有封号的母亲或妻子)行礼,接着京官及地方官向皇太后具表致贺,并于午门外行礼。

     天明时分,皇帝御太和殿主座接受外廷文武百官朝堂贺岁,是谓“元旦大朝贺”。届时太和殿前设黄案,亲王、贝勒、贝子、群臣及朝鲜、蒙古、安南(今越南)等诸外藩王子、贡使咸列班次。王、贝勒立丹陛下;群臣自午门之右的西掖门入宫,外藩自午门之左的东掖门入宫。班次既定,奏中和韶乐,群臣及外藩依品级高低先后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辰时(今7点至9点)大朝贺礼毕,皇帝至内廷乾清宫受家人贺礼。鼓乐声中皇帝升宝座,皇后率妃嫔、宫女等上前行礼;继之,太子与诸王依次在殿前行三跪九叩礼;再后,公主、郡主入宫中行礼;最后,皇帝至乾清宫西暖阁,内外诸臣于太和门外向太子住所毓庆宫行二跪六叩礼。礼毕,朝贺结束。

     元旦朝贺是清以前历代王朝的惯制。清代朝贺礼中,除堂子祭天、皇太后受朝贺为新加内容外,其余大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它反映了满清宫廷礼仪风俗对汉族宫廷礼俗的继承与发展。

     (2)太和殿筵宴每年元旦贺典之后,清廷照例要于太和殿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诸臣及外藩使臣。每次筵宴约设宴桌200张,用羊百只、酒百瓶,与宴者多达近千人。

     皇帝御用宴桌设于殿内宝座前,其他文武大臣及外藩使臣按照严格的品级尊卑,分别于殿内、殿外两侧或丹陛上设桌。不同等级的宴桌又有“大席”、“随席”之分,酒菜多寡及器皿质量均不相同。届时太和殿前陈设皇帝法驾卤簿及丹陛大乐,旌旗招展,钟鼓齐鸣,王公大臣均穿朝服,各入本位,向皇帝行一叩礼,然后就座。筵宴中间又有宫廷舞蹈及朝鲜、回部等的杂技、百戏表演,场面热闹而壮观,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

     此宴就时间和性质而言,应为清宫元旦贺岁之宴,但由于是在太和殿举行,《大清会典》称之为“太和殿筵宴”;又由于规格高、场面大,此宴被列为宫中“大宴”之一。

     (3)重华宫茶宴联句重华宫茶宴联句是清宫元旦节俗中的又一盛事。“联句”是集体创作诗歌的一种方法。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共赋七言诗,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是君臣联句作诗的肇始者,世称“柏梁体”诗。清宫联句之俗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康熙帝(玄烨)大宴百官于乾清宫,93人仿柏梁体以次联句。此后,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二,99人于乾清宫宴会联句。乾隆时,改酒宴为以雪水、松实、梅花、佛手配的“三清茶”及果点待客的“茶宴”,并将茶宴地点改在重华宫举行,同时还形成每次参与联句者限28人的制度。茶宴联句的次数也明显增多,自乾隆八年至六十年(1743—1795年),新春重华宫君臣联句就举办过43次。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归政时下谕将重华宫茶宴联句定为“家法”,“俾世世子孙,衍庆联情,永垂法守。”(见《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茶

     宴联句》)这一家法,嘉庆、道光时执行不辍,至咸丰时才不再遵行。

     据《国朝宫史》记载,参加茶宴联句的诸臣,由皇帝亲自从内廷大学士和翰林院文臣中选择。具体做法是,“每岁新正,……奏事太监预进名签,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员宣召入宫祇候,届时引入。”每次联句的题目均由皇帝拟定,内容不外是借贺岁咏春颂扬皇帝的圣明睿智、文治武功或祈祝帝年永享、人庆年丰、国运昌盛一类的逢迎之词。其中也兼有宫中年景习俗的描写。参加茶宴联句之人还可享受禁中观戏和皇帝赐物(小件礼品)的待遇。

     因此,与会者无不感到备受恩宠,引为殊荣。

     重华宫茶宴联句与太和殿筵宴一样,表面看来,它们只是清宫元旦的节俗活动,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清廷显示其皇恩浩荡、与臣同乐、进而笼络群臣情感的一种政治手段,最终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服务的。只不过前者较后者规模小、政治色彩较弱而文化色彩较强罢了。

     (4)团圆饭及其它同汉族一样,满族也有过年合家吃团圆饭的习惯,皇家也不例外。清宫中,每年元旦朝贺之后,皇帝要与后妃共进团圆饭。宫中团圆饭最有特色的是吃素馅饺子。饺子,满语俗称“煮饽饽”。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与明朝连年征战,在占领辽东的这年正月告天祭祖时,忏悔杀伐过重,便规定元旦祭祀天神、祖先,以素馅饽饽为供献。后世相沿,遂成定制。

     满族入关后,也把此俗带进了北京紫禁城中。

     素馅饺子中又有包着小八宝、小如意等金银制品的“幸运饺”。据说吃到幸运饺者就会在新年之中财源茂盛、大吉大利。此俗亦来自民间。满洲旧俗,过年包饺子时要把一枚铜钱暗放于饺子中,吃到并吞下此饺之人,预示终年顺利。皇帝吃饺子时,幸运饺是放在最上面的。这样皇帝一下著,第一个吃到的就是幸运饺。

     此外,元旦这天,皇太后要亲手制做满族糕点,置于神像及祖先牌位前,以示敬意;宫中女眷之间互相行礼;太监、宫女们各向其主子行礼;宫外亲郡王福晋也要向宫内亲人行礼,并进奉如意、果品等。总之元旦这天,宫中节俗繁多,不可尽述。

     2.人日吃春饼古称夏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其说始见于晋。《北史·魏收传》载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说》中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晋唐时期,宫廷中流行以七种菜蔬为一餐和用彩缎或金箔剪贴成人形饰物佩带于身的习俗。明代宫廷人日这天要吃春饼和菜。满族本无此俗,入京后,清宫沿袭明代惯例,也于这天吃春饼和应节蔬菜。

     3.立春进春贴子词春贴子又称“春贴”、“宜春贴”。汉族古代有“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

     (见唐·孙思邈《千金玉令》)以祈吉迎祥的习俗。早期春贴以彩绸剪贴而成,后来有剪纸和书写的做法。书写春贴字数多寡不等,但大都为与福禄寿喜有关的对偶句。唐宋时,文臣有立春日向皇帝进春贴诗、词以贺春的惯例。

     按清朝制度,每年立春之前,宫内例由南书房翰林拟写春贴子词,再由懋勤殿首领太监将春贴于腊月二十日前后进呈皇帝。经皇帝审阅通过的春贴陈设在乾清宫西暖阁书案上,同时换下旧的春贴,收藏于懋勤殿。清代中期,宫中春贴子词多出自违禁小说请删除的诗句。

     立春日宫中还必互相宴请,席间布置有春饼与菜。其俗与人日略同。

     4.上元观灯吃元宵及开买卖街旧称夏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又称“元宵”、“元夕”。约在隋代,上元节已形成,人们观灯游赏,极尽欢乐。到宋代,上元之夜又有吃元宵之俗。元宵即“上元宵夜”的缩语。此后,观灯与吃元宵便成为上元节最主要的风俗事项。因此,上元节又称“灯节”或“元宵节”。

     清代上元节宫中要张灯结彩,但正式的赏灯、观烟火等节庆活动是在西郊的圆明园中举行。据清昭梿《啸亭续录》载:“乾隆初,定期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即圆明园)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凡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耀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赵翼《檐曝杂记》又记:“上元夕,西厂(亦即圆明园)舞灯、放烟火最盛。……未申之交,驾至西厂,……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旋转,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依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天,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由此可见,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壮观!

     依清宫惯例,宫中于上元节前后三日吃元宵。元宵由御膳房提前准备,有甜味和咸味两种。甜味以白糖、核桃、芝麻、山楂、豆沙、枣泥、水晶等为馅;咸味以肉、菜为馅,或荤或素,或荤素相兼。十五日早膳后,皇帝要亲于神祖前供元宵。当日,皇帝于乾清宫与宗室共进的家宴,及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宴请外藩首领时,席上均有元宵。

     此外又有君臣赐呈元宵之俗。皇帝将宫制元宵赏赐给王公大臣,王公大臣则把家制元宵呈献给皇帝与后妃。元宵形如满月,寓有团圆、吉祥之意。

     互赠元宵,实际上就是相互祝福。

     乾隆时期,清宫上元节前后还曾于圆明园开设宫市,俗称“买卖街”。

     乾隆帝南巡时很喜爱江南民间市肆的富庶和繁华,回京后命于圆明园内择依山临水之地,摹仿浙江绍兴街市修建了一条有茶楼、酒肆、各种店铺和摊位的买卖街。买卖街于每年正月十一日开市,至正月十九日落灯(即灯节结束日)后方闭市。市中所卖物品货色齐全,由宫内派人先期于外城备办。店主由太监充扮,酒肆伙计则从宫外临时招募。届时皇帝携家人及王公大臣等入市饮食、购物,计价还价,如入普通集市,十分有趣。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记载买卖街时写到:“上至古玩,下至饮食、玩具、各种浮摊,

     凡外边市肆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即如卖瓜籽、小帐等,亦无不备。店主俱内监充任。其古玩等器,则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商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钱,注于册籍,卖出者给价,存者物归原主。……馆肆中跑堂,过卖,俱挑选市上各馆中声音宏亮、口齿伶俐者充之,……圣驾过市中,则堂信者呼莱,店伙报帐,掌柜者核算,众者喧哮……。”买卖街这一别开生面的节庆活动时间并不长,它兴于乾隆,止于嘉庆时期。

     5.花朝游园赏花观戏花朝即百花生日,为汉族传统节日。由于各地气候的差异,花信迟早不同,节期也不一致,或在二月十五日,或在二月十二日,也有在二月二日的。

     其间有赏花、种花、踏青等活动。北京以二月十二日为花神诞日。当时风俗,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花期)幽人雅士赋诗唱和,并出郊外各名园赏花。”清宫这天,皇后通常率嫔妃去颐和园游春赏花。届时,太监将红黄两色的绸料剪成条状,由皇后等亲手系于牡丹花上,宫眷、太监又将条条红绸系于树上。于是满园彩绸飞舞,煞是好看。同日,园中还上演为花神庆寿的有关戏剧,供皇后及众人观赏。

     6.春社祭先农坛亲耕社为土地之神。春社即春季祭社神的日子,我国古代以农为本,对土地神十分崇敬。每年春耕将至都要祭祀社神,祈求丰收。帝王则要行亲耕礼,以为天下农人之先。春社的时间自宋代起订为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明清两代,每年在全国春耕开始之前,皇帝都要祭先农坛,行亲耕礼。清代亲耕始于康熙朝。依例,社日前一天,皇帝先至中和殿阅视祝祭文字和亲耕用的农具、种子等物。第二天,在仪仗和乐队引导下,皇帝驾临先农坛,先祭坛,后行开耕之礼。开耕时,先由皇帝在藉田中扶犁播种往返三次(雍正以后改为四次),然后王公往返五次,九卿往返九次,依次进行。最后,皇帝宣布全国春耕开始。

     7.清明祭扫及其它清明节是汉族的传统节日。时间在夏历三月初(公历4月5日前后)。

     此时天气晴暖,万物萌新,给人以清新明洁之感,故称“清明”。唐宋时,清明已有插柳、植树、扫墓、踏青等多种民俗事项。受汉族影响,满族至迟在明末已有清明上坟祭祖的习俗。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死后葬于福陵,每逢清明节,其子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年)均率领皇室子孙前往祭扫。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又明确规定,清明节皇帝亲往福陵杀牲致祭,并遣大臣至太庙上香点灯致祭,遂成惯例。满清入关后,由于东、西二陵距京较远,往返不便,故改为清明节皇帝亲诣紫禁城东南的太庙(即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致祭,而祭陵则多遣官代行。

     清代北京有“清明不带柳,来生变黄狗”的谚语。清明这天,人人佩带柳枝,以求驱邪祈吉。皇帝也不例外,也于冠上插柳枝。

     清宫又沿袭元、明宫廷制度,定清明节为秋千节,在翊坤宫和东西十二宫院内安设秋千,供皇后及嫔妃、宫女们嬉戏玩耍,直至立夏前一天才收回。

     至今翊坤宫廊下还保留有一架溥仪时安置的秋千。

     郊游踏青之俗也行于宫中。此举多在城郊御园中进行。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还曾别出心裁地在圆明园外的狭长地带,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农居村市”,修建了一处“北远(蟹)山村”。内中山环水绕,田畴桑林、村舍酒店及牛马车船等一应俱全。每年清明,乾隆帝携眷至此踏青。届时,命宫人按《清明上河图》中意境,扮作士农工商、渔樵桑旅等各色人物,摹仿外间真实风俗活动,以供观赏。如此一来,芸芸众生、节令百态,尽入眼帘;既不误踏青游乐,又了解了农时民情,可谓一举多得。

     乾隆帝称其为“摆演《清明上河图》”。

     8.浴佛节堂子浴佛与吃结缘豆夏历四月八日为古代汉族佛教节日。

     在佛教传说中,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有龙王以香水洗灌太子的故事。自东汉时起,佛寺僧人于是日浴佛以纪念佛诞日。后此举传至民间,衍为习俗并形成节日。满族旧无此俗,入京后受汉族影响,此俗方在宫廷与满族民间流行起来,并有了浴佛、戒杀生、吃结缘豆等活动。但清宫并未完全照搬汉族的浴佛节俗,而是对其进行了富有满族特色的改造和加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将浴佛与满族萨满教的堂子祭祀结合起来,形成了堂子浴佛的新节俗。

     浴佛节前期,清宫派内务府官员在堂子飨神殿中间悬挂神幔,并在京城各主要街道张贴告示,将“大内及八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报祭、不宰牲、不理刑名”(《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八十二)的规定遍喻城中。

     四月初八日这天,皇帝要戴伽南香朝珠或菩提子朝珠以示敬节;又命亲王、郡王们主持堂子浴佛仪式。具体做法是:内务府官员将坤宁宫中所祀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神像用“神舆”抬至长安左门外堂子的祭神殿中,殿中事先摆好了浴佛用的黄瓷浴池,祭神司祝将宫中准备的红蜜和诸王供献的蜜各取一些,以清水搅匀,然后将佛像请出神舆,放入浴池内洗浴。浴毕,给佛像换上新棉垫,将佛像放回佛龛中,司香在佛龛前供献椴叶饽饽及酒;司祝擎神刀祝祷、唱诵神歌,行萨满教仪式,与祭堂子大体相同。然后亲、郡王及随从官员向佛行礼。礼毕,将所供饽饽及酒分给侍卫官和司俎等,浴佛仪结束。内务府官员用神舆抬佛像回宫,重新安置于坤宁宫内。

     按民间传说,为佛洗去尘埃,可保一年中无烦恼之事缠身。但将浴佛仪式安排在国家祭祀的堂子中进行,就在为皇帝禳灾祈祥的同时,又具有了为整个大清帝国祛凶求福的意义,而且更加庄严、隆重。

     清宫中的结缘豆是用水煮过的青豆、黄豆和茶豆,煮好的结缘豆先供于佛堂,撒供后分送给皇族各家,每人于早膳前食之,谓之与佛“结缘”。清宫膳食档记载了乾隆初年四月初七日景仁宫膳房煮豆的情况:选青豆、黄豆各3000粒,茶豆4000粒,分十袋装煮。每袋青、黄豆各330粒,茶豆340粒。煮熟后再用花头,酱苤蓝、酱萝卜、豆腐干、腌胡萝卜、黄瓜、藕、姜、樱桃佐100粒豆(青、黄豆各33粒、茶豆34粒),供明早食用。其日,乾隆帝要吃结缘豆100粒,并全天食用素膳。即使外出巡幸也不例外。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初八浴佛节这天,弘历尚在第四次南巡北归途中,他当日的早膳为:豆瓣炖豆腐、口蘑炖面筋、素杂烩、水笋丝、台蘑爆腌白菜炒面筋、野意油煠果;晚膳为:香荤口蘑软觔炖白菜、蘑菇炖人参豆腐、山药白菜香荤蘑菇烩油煠果、罗汉面筋、黄瓜拌豆腐、素包子。毫无荤腥,坚持食素,可见其态度之虔诚。

     9.太阳生日清朝宫中以夏历五月一日为太阳生日。其日,御膳房用米粉蒸制成圆凸形糕点,谓之“太阳糕”。太阳糕每五块用竹签穿在一起为一份;每份竹签上有以糯米捏成的彩蛋和树叶等装饰。蒸好的太阳糕盛在盘中供祭太阳神用,祭神之后,由皇帝及其家人蘸着白糖分食。据说吃了太阳糕,一年不头痛。

     满族原无此俗。清宫此节由何而来今尚不明。旧时北京等地汉族民间于夏历二月初一日中和节祭日,供品称“太阳糕”(亦称“太阳鸡糕”)。糕用米粉制作,上印太阳和乌鸦图纹,有的上塑寸余高的面鸡。祭日时用糕3至5个,但祭毕并不食用,而是与门上的挂千、太阳星君云马一起焚烧。又,广东潮汕地区民间以夏历九月初九(或十月初九)为太阳生日。家家清早摆糖果拜日,并打扫室内外卫生,也与防止疾病有关。三者相近而不相同,谁为源谁为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0.端午竞舟食粽画端午景端午为汉族传统节日。满族受汉族影响过端午节的风俗与汉族略同,清宫端午节不过比民间更奢华罢了。届时宫中门上插菖蒲棒,房中贴“五毒”

     符,挂天师像、钟馗画等,皇帝及家人头戴艾草,腰挂“五毒”和“龙舟”

     等图案的荷包,以禳毒气、应节俗。

     仿照明代宫廷西苑赛龙舟的惯例,清宫每逢端午,命宫中侍卫于圆明园的“福海”举行规模宏大的龙舟竞渡活动,皇帝则携内臣王公等于福海旁的“蓬岛瑶池”观赏。昭梿《啸亭续录·端午龙舟》记载乾隆、嘉庆两朝的竞渡情况时说:“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

     每召近侍王公观阅,以联上下之情。今上亲政后,亦屡循旧制观之。”

     满族旧俗端午节食椴木叶饽饽(用椴木叶包粘高粱米与小豆泥而成),并以之祭神。定都北京后,端午食品中椴木饽饽与江米粽子并举,但前者主要用于坤宁宫祀神,而后者则更多地被作为节日食品来食用。每至端午,御膳房都要制做大量的粽子,据宫中膳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五月初五,仅弘历一人的膳桌上就摆放了1332个粽子。当然,弘历本人是吃不了那么多的。这些棕子大部分都被他作为赐物恩赏给了王公大臣们。

     与粽子同时赏赐的还有画(或绣)有榴花、“五毒”、“竞渡”之类图案的茶包、折扇等小件节令物品。目的是表示皇恩浩荡,与臣同乐。

     初五这天,宫中还演出有关屈原的戏曲。

     清代南北方民间端午节间广泛流传着于家中布置“端午景”的做法。即在屋中案上放一瓶(或缶、盆),内中插榴花、菖蒲、艾草、栀子等时令花草,颇似“插花”。画家们亦多以此为题作画,称为“午瑞图”或“端午景图”。目的是避邪趋吉,美化环境。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清宫画家郎世宁的《午瑞图》,作者以表现静物般的手法,描绘了一束由菖蒲、榴花等组成的瓶花,瓶花旁还摆有粽子、菱角等物。此图作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

     说明汉族民间布置与绘画“端午景”的风俗很早就已传入了清宫。

     11.七夕皇后祭拜牛郎织女夏历七月初七之夜,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之时。汉族民间于是夕有求富乞巧的习俗。这天晚上月出之后,备家要摆果品焚香,看天河,祈求牛郎织女降予富贵;妇女们更祈求织女使自己变得心灵手巧。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宫闱岁时”条记载,宫中同民间一样,也有搭彩棚、装蛛盆以乞巧的风俗。御花园中还设有“牵牛河鼓天贵星君”和“天孙织女福德星君”

     的牌位及香案、供具等,皇后亲自行拜祭礼“瓣香致敬、虔祝直省农桑繁茂”。

     乾隆时期,七夕乞巧与拜祭牛郎织女的活动多在圆明园的“西峰秀色”进行。

     12.中元节祭祖放河灯汉族旧俗以夏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又称“鬼节”)。道观、佛寺要在这一天做法事,为鬼魂超度,解脱一切厄苦。是夜,民间家家祭祀祖先,并有沿河放荷花灯等的活动。满族初无中元节,清世祖(顺治帝福临,1638—1661年)入关不久便承袭汉俗,设立此节。《清史稿·吉礼三》载:“顺治初,直省府、州、县设坛城北郊,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用羊三、豕三、米饭三石、香烛、酒礼、楮帛祭本境祭祀鬼神。”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七月》亦载:“中元祭扫,尤胜清明……闻世祖朝,曾召戒衲人陈玉林居万善殿。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记。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梵乐,作禅诵……至今传为胜事。”此日宫中还要上演《目连救母》等戏剧。

     13.中秋节皇后祭日夏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此夜月亮圆满,人们合家团聚赏月、吃月饼,寓圆满之意。清宫有皇后祭(供)月之俗。祭月的地点在御花园。园内东向立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摆有鸡冠花、毛豆枝和鲜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桌中摆一特大月饼,周围再缀以糕点和水果类,以为祭月供品。由于月亮属阴,故祭月由皇后主持。当月亮初升之际,皇后亲向月神行礼。祭月之后,按皇家人口数目将大月饼切成若干小块分给诸人,每人象征性地吃上一点,谓之“吃团圆饼”。

     然后是丰盛的合家宴会。据乾隆朝《节次照常膳底档》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3年)的中秋节晚膳就有“烧锅鸭子水笋丝、羊肉炖萎瓜、羊肚片,燕窝拌白菜丝、燕窝烩鸭子、苏造鸭子、苏造肉、小南桃、小立桃、家常饼、镶藕、煮藕、虾米拌海蜇、五香肘子、五香鸡、拌糟鸭丝、糖醋藕豆角、羊肉包子、攒盘月饼、粳米干膳、孙泥额芬白糕、螺狮包子、豆尔馍首、萝卜汤、果子粥”等馔肴。此日,皇家众人还佩带“玉兔桂树”等应节荷包。

     14.重阳节登高赏菊放风筝汉族旧俗以夏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九日“其日与月并应”,故称“重阳”,或“重九”。九月正值深秋,天高气爽,菊花竞放。九日这天,人们有带茱萸、食重阳糕和登高、饮酒赏菊等活动,以求身心健康,平安长寿。清宫也很重视重阳节。过节时宫中有插带茱萸和拴菊花荷包的惯例。乾隆时期,重阳节皇帝一般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渡过,于山庄内举行登高、赏菊和放风筝等活动。乾隆四年(1739年),农业歉收,弘历登高时赋诗:“朝来纵不登高望,万户饥寒在眼中”,流露出焦虑的心情。

     节日的宴会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宴会有时还具有政治意义。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厄鲁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到避暑山庄觐见违禁小说请删除,为加强满蒙关系,弘历在山庄万树园为渥巴锡一行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弘历欣喜赋诗:“重阳宜宴赏,况有远来人。”(见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所作巨幅画作《万树园赐

     宴图》横轴,真实地描绘了这次盛宴的情景。

     15.冬至节祭天与九九消寒图冬至节又称“长至节”、“一阳节”等,为汉族传统节日。时在公历12月22日前后。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当天。古人把冬至以后昼夜长短和气候变化等自然现象看作是阴阳二气互相转化的结果,并认为这是上天赐的福祉。周代已有祭神仪式;自汉代列为节日后,被历代宫廷所重视。清代沿用前代习俗,冬至这天,皇帝要亲自至南郊圜丘(在天坛内)行祭天大礼,以报昊天上帝恩德。冬至前一天,太常寺通知各衙门,皇帝将行郊天大祭。从午夜起布置祭坛,坛旁设天灯竿、旌旗等。天明皇帝率王公大臣等赴坛行礼,严禁庙宇鸣钟擂鼓和居民放鞭炮,以示敬肃。皇帝祭天毕还宫,还要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庆贺典礼,称“冬至大朝贺”。其仪式与元旦大朝贺相同。这天,皇帝及家人多佩带三羊开泰荷包。又有勾填“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明代以来,士宦之家流行从冬至“入九”起以“九九消寒图”“数九”迎春的风俗。“九九消寒图”有画梅、画圆圈和填影格字等形式。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涂一圈。”每圈上下左右又记当日天气变化:“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载:“宣宗(道光帝旻宁,1821—1861年在位)御制词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风)’二句,句各九言,言各九划,其后双钩之,装璜成幅,曰九九消寒图。……自冬至始,日填一划,凡八十一日而毕事。”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还藏有同样的“九九消寒图”实物,是当时宫中习俗和天气变化的宝贵资料。

     16.腊八节、腊八醋、腊八粥及佛事古代十二月又称为腊月。约从北宋起,腊月初八日逐渐演变为佛教节日。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于此日成道,各寺院此日以香谷及果实等煮粥供佛,称“腊八粥”;后世衍为民俗。清代满族亦以腊八为节,而且节俗较前更盛。

     满洲人家有于腊月初八日泡“腊八醋”和煮“腊八粥”的习惯。“腊八醋”

     即以醋渍蒜,供元旦过年吃饺子使用。“腊八粥”一般满洲人家是以黄米和豆为主,又杂以枣、栗等果实制成(见《柳边纪略》;在京王公贵戚和宫廷所制则是用黄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成,然后再用染红的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红糖、白糖及葡萄等作点缀,较之民间更为精细、讲究。是日,皇帝诸人皆吃“腊八粥”,有时,皇帝还把宫中所制粥恩赐予下臣,以示恩赏。同日,宫廷还派王公或大臣到雍和宫主持煮粥和供佛之事。宫内也要在中正殿作佛事,以祛灾消难。据《清宫遗闻》卷

     二载,届时,“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臣左右恃,众喇嘛于殿下唪经。”

     17.小年打灶祭灶神汉族旧俗以腊月二十三日(亦有在二十四日者)为“小年”。是日家家祭灶神,俗谓“送灶王爷”。传说灶王爷于此日升天,向玉帝奏报人间情况。

     为使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人们以糖为祭品好让灶王“嘴甜”。满族沿用汉俗,也于腊月二十二祭灶。清宫祭灶比民间更隆重。祭灶前数日先要举行打灶典礼,由礼部官员以长筷击打簸箕。二十三日,帝后亲至坤宁宫祭灶,这天傍晚,皇后先于皇帝入坤宁宫上炕,途中每过一宫门,太监们都要放鞭炮驱除邪魔。

     皇帝到达后,帝、后分坐炕两边,帝亲自敲击鼓板,唱《访贤曲》,祈求玉帝派贤臣辅佐朝政。坤宁宫中设供案、神牌、香烛,以麦芽糖为供品,并沿袭古俗,猎黄羊一只为祭。

     祭祀时,帝、后先后到佛前、神前、灶前拈香行礼。最后,焚烧神像,帝、后及众人跪侍火尽,“灶神升天”,然后帝、后返回寝宫。当晚,在内廷值宿的王公大臣也都给假回家祭灶。

     嘉庆帝(清仁宗颙琰,1796—1820年在位)曾有祭灶诗云:“嘉平小除夜,媚灶用黄羊。典祀千门遍,礼传五祀详。■芳袅鼎篆,精洁列盘糖。”记述了宫中的祭灶情景。

     18.除夕旧俗以每年夏历十二月最后一日为除夕,亦称“年三十”、“大年夜”

     等。除夕是人们除旧岁迎新年的大喜日子,千百年来各地有贴春联、放花炮、祭祖、吃饺子等种类繁多的应节风俗。满族受汉族影响,在明代已将除夕作为节日,并特别重视此节。入关后,清宫在主要继承明宫习俗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富有其民族特色的除夕风俗。

     实际上,宫中的节日庆祝活动一进入十二月即开始了。每年十二月初一日,宫中有“赐福字仪”,即皇帝将亲笔书写的“福”字赏赐给后妃各宫及诸臣,以示天子“赐福苍生”之意。据清《国朝官史》(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载,十二月初一日,由懋勤殿首领太监在重华宫预先布置好龙笺、大笔、墨砚等,然后皇帝至重华宫,以“赐福苍生笔”书写斗大的“福”字十余幅贴在紫禁城内各宫中。从这天起,各地的主管文武大臣(将军、督抚等)凡有奏函呈报,皇帝在御批回件中,均赐有御书“福”字。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七日,皇帝在重华宫分批召见御前大臣、侍卫及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其仪式是:皇帝于重华宫(或乾清宫西暖阁)登御座,懋勤殿首领太监备高案笔墨,“皇帝亲洒宸翰”,在饰有龙纹的龙笺上书写“福”字。每写一幅,召一王公大臣至御案前跪等,写毕,由其“叩首祗领”,然后由二太监恭捧御书“福”字领其出宫。又据《养吉斋丛录》载:“年终赏‘福’字时并赏鹿肉,以寓‘福’、‘禄’之意。”凡受到皇帝赐“福”

     字的臣子,无不感到莫大的荣幸,并将所赐“福”字恭敬地供奉在家中。如乾隆年间进士王际华,在31年中共蒙赐“福”字24次,后来他将这些“福”

     字重加装裱,悬于府第,曰:“二十四福堂”,以昭恩宠。赐“福”习俗始于清康熙年间,后为历代清帝相沿。

     自十二月十七日(道光以后改为十九日)起,宫中便开始放爆竹以贺岁。

     爆竹有烟火和鞭炮两种。二十四日以后,皇帝车驾出宫和入宫,每过一门内监便放爆竹一枚。因此,宫人从爆竹声中就可测得圣驾的远近东西。而愈近除夕,爆竹愈盛。

     为增添节日气氛,清宫例于二十四日起每晚在乾清宫上灯并悬挂灯联。

     届时乾清官阶上挂万寿灯,阶下挂天灯,灯旁悬挂多幅金字灯联。除夕之夜,又增挂五色八角圆灯,宫中的两廊、甬道及石栏上亦设灯。每次上灯还有相应的礼赞仪式,如奏“歌火树星桥之章”乐曲等。上灯之仪至来年二月初三

     日(后改为正月十八日)止,谓之“出灯”或“收灯”。

     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挂门神、春联、“宫训图”。门神为大幅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戎装像,幅大恰好与宫门一致。春联亦称“门联”。与汉族春联用红纸不同,清宫春联是写在白绢上,外用红蓝镶边。因为满族旧俗贱红贵白,丧事用红。春联由翰林院文臣中擅长楷书者书写。届时宫中所有门楹上均挂门神、春联。色彩浓重的门神、白地黑字的春联与黄瓦朱扉的宫殿交相辉映,构成艳丽别致的节日景象。同日,后妃居住的东、西六宫中挂“宫训图”。宫训图是乾隆时命宫廷画家创制的12幅表现“古后妃之有懿行者”

     的画作。其名目为:“燕姞梦兰、徐妃直谏、许后奉案、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谏衣、西陵教蚕、姜后脱簪、太姒诲子、婕好当熊”等。每幅画上有弘历御题赞语。十二幅画作,东、西六宫每宫悬挂一幅。目的是教育后妃在新的一年中谨遵懿范,襄助皇帝。门神、春联和宫训图均挂至来年收灯日始撤下。

     于张挂门神次日,皇帝将用于公文的玺印封存起来,谓之“封宝”。同日,各地方官署亦封印,学生“散馆”,以示放假过节。

     二十九日,中正殿和喇嘛跳布札。跳布札系蒙古语,意为“驱魔散祟”,原是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或黄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与汉族旧俗驱傩意思相近,汉族俗称“打鬼”、“送鬼”。中正殿是宫中喇嘛作佛事的场所。满族很早以来即与蒙古族关系密切,受其影响,笃信喇嘛教,因此清宫中有众多的喇嘛、佛堂及跳布札等俗。跳布札时,中正殿前设桌案、供品及冠袍带履等物,皇帝驾御殿左黄毡圆帐房(俗称“小金殿”)内。殿前,喇嘛184人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成二十八宿神、十二生相和一鹿,演出众神获鹿而分之的宗教舞蹈,用寓“得禄”之意。中正殿旁有用草扎束的偶像,待佛事已毕,众喇嘛携草偶送出神武门外,以示“送鬼”。另外,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这三天中,每天又有36名喇嘛于中正殿前唪《迎新年喜经》。以上种种,无非是为皇家消灾求福罢了。

     除夕,皇帝要在养心殿沐浴更衣,行“封笔仪”(其仪式与“开笔仪”

     相同)。在封笔后至明晨(元旦)开笔之前,皇帝不再用笔写字。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不例外。如据《养吉斋丛录》卷十四载,乾隆时某年除夕,正值平

     定金川战斗紧张之际,这天申时,弘历接到前方有关粮运的奏报需及时批复,但封笔仪已过,于是弘历只得“口授近臣缮旨颁发”,而自己决不动笔。

     是夜,与民间祭祖、拜神之俗相同,皇帝也要率家人拈香祭拜祖宗和神佛。传说灶神除夕返回下界,宫中于坤宁宫举行“接神之礼”,将腊月二十三送走的灶神接回。同时,宫中以金炉焚烧松枝、柏叶等,谓之“■岁”(亦称“■岁”)。宫院中还遍撒芝麻秸,供人踩踏,谓之“跴岁”。谚云:“芝麻开花节节高”,踩芝麻秸,即取“步步登高”之意。

     按照满族旧俗,清宫除夕吃饺子和年糕。满族入关前生活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冬季有吃冷冻食品的习惯。除夕所食饺子、年糕一般是在腊月初就做好并冷藏备用的。入关后,由于北京地区气候较东北温暖,食品不宜长时间冷藏,吃冷冻食品的习惯有所改变,但除夕之夜吃饺子和年糕仍为定制。与民间不同的是,清宫皇帝除夕吃饺子不是与家人一起吃,而是单独进食。如据清宫《膳食档》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除夕夜交子时分,嘉庆帝颙琰在乾清宫左之昭仁殿东小屋吃饺子,以寓“岁更交子”之意。所用膳桌为黑地描金葫芦图案的大吉宝案,案面当中以金漆书一“吉”字;周围又书“甲子重新”、“一人有庆”、“万国咸宁”三句吉祥语,每句吉祥语上各押一“三羊开泰”图案的珐琅浅碗,分别盛着凉菜、姜醋和南小菜。太监用红色雕漆飞龙宴盒捧来两个“三阳开泰”碗,一盛素馅饺子六个,一装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一。首领太监将盛饺子的碗放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然后跪“请万岁爷用煮饽饽”。颙琰食毕,太监用磁碟盛一个饺子和一块红姜送往佛堂上供;两个通宝则送至乾清宫右侧的弘德殿。如此吃年夜饺子,毫无节日快乐气氛和家庭亲情可言,完全是为了体现皇帝的尊贵与权威。与其说这是一种享受,不如说它是一个乏味的节令仪式。

     年糕是满族传统的年节食品。也是祭祀的供品。民间多用大黄米或小黄米面与云豆制做,因其粘,故称“粘糕”;“粘”“年”谐音,又称“年糕”。

     清宫较民间更为讲究。据《满洲四礼集》载,其做法是:先将豇豆瓣铺在蒸笼内蒸熟,再将江米面用水拌匀、搓细,待笼内蒸气圆满,分数次将面撒入笼内,故又称“撒糕”。熟后切成薄片,用红糖拌吃,故又称“切糕”。清宫除夕、元旦皇帝晚膳均吃年糕。据《膳食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除夕,弘历晚膳有“年年糕一品”;乾隆四十九年元旦,弘历晚膳“用三阳开泰珐琅碗盛红糕一品、年年糕一品”。皇帝吃年糕固然与其饮食爱好有关,但其中也有不忘祖先和民族传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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